[本刊评论]

律师与政府

文 · 本刊评论员

律师，据说古老得能追溯到古希腊时代。雅典人喜欢逞口舌之能，学习修辞之风极盛，以作雄辩家或诡辩家为荣，有亲戚朋友不巧被审判的，这些人自然的就被请去发挥特长，这大约就是最早的辩护。在希腊的这些辩论家中，苏格拉底最具浪漫色彩，因为他长相丑陋，又娶了个悍妇；因为他发明了辩证法；因为他有个学生叫柏拉图，而柏拉图又有个学生叫亚里士多德；更因为他慷慨赴死，舍生取义的故事在世界法治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当年苏格拉底被控亵渎神灵、腐蚀青年，城邦组织了 500 人陪审团审判他。在法庭上，苏格拉底以其雄辩的口才将造谣者驳得满地找牙，但是他傲慢的态度却激怒了陪审团，陪审团判他死刑。苏格拉底的弟子买通了监狱看守，要苏格拉底逃狱，被苏格拉底拒绝了。苏格拉底说，逃监是蔑视法律的行为，是践踏自己曾经立下的契约；如果苏格拉底含冤而死，这不是法律的原因，而是由于恶人的陷害；如果苏格拉底逃亡，毁伤的不仅是法律，而且是苏格拉底、苏格拉底的朋友和苏格拉底的国家。苏格拉底要死，因为雅典法律要生。

苏格拉底的情怀 ， 于中国人有如童话 。 中国盛行罗宾汉心态 ， 相信国家即是邪恶 ， 国法即是恶法 ， 恶法非法 ， 无非被压迫 ， 谈不上自觉拥护和遵守 ， 而反抗国家恶法则是人民天经地义的权利 。 千百年的传奇故事 ， 无不重复这一立场和价值观 。

春秋时代，郑国有个邓析，知识渊博，能言善辩，他私造《竹刑》，将封建贵族独自掌握的法律宣之百姓；助讼讲学，鼓励老百姓参政议政。他也提供明码标价的法律服务，大案子要一件外套，小案子要一件内衣或裤子，被后人称为“千古诡辩第一人”。后来官府斥之“以非为是，以是为非，是非无度，而可与不可日变。所欲胜，因胜，所欲罪，因罪。”认为他靠搬弄是非、玩弄法律获取利益，造成社会动荡，法令不行，将他“咔嚓”掉了。邓析被“咔嚓”的决定由政府作出，没有陪审团审判他。

中国法律制度起于商鞅时代，其建立时是统治工具，这地位两千年从没有改变。法约束百姓，不约束拥有天下的人，一旦改朝换代，全部推倒重来，与其称之为法律，不如称之为行为守则。因真正法律之存在，有能力裁判利益的归属，能独立于政治气候的翻云覆雨。正如在西方，政治上翻翻滚滚，出现过中世纪的政治权威真空，也出现过罗马帝国短暂片面的中央集权，其法律体统却不中断。古希腊的辩论家，在罗马商品经济发展的时代变成了律师，赢得了崇高社会地位，最终在资本主义经济社会里演变成法律和政治界的主角。回到中国，古时江西多讼师而绍兴多师爷，前者为异端，其内在精神是气节；后者为附庸，其内在精神则是投机。师爷和讼师是古代科举不第读书人的就业途径，他们在官府和百姓中周旋，在夹缝中生存，也成为黑幕交易的中间人，因而在道德上失据，被称为“讼棍”。讼师和师爷不是律师。

中国真正的律师起源于领事裁判权，各国在华领事审判机关及中外会审机构适用外国法律。例如在根据最早的《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》设立的会审公廨里诉讼，当事人有权聘请律师。

律师业是在东西方文明碰撞的大环境下进入中国的。自从东方遇见西方，中国社会制度之弊病暴露无遗，权力治国，义务为本，使举国皆为农民，人民的创造力和价值被一把尺子衡量，形成削足适履的局面，所有人都被迫为接近权力中心而自相残杀，国家活力流失，治乱交替无终日，此国之觞。而西洋诸国以权利治国，使举国皆为消费者，利益在正义的名义下分配，人的价值不再被衡量，知识产权受尊重，创造力迸发，福利向各个未预设的方向突飞猛进，人民富足愉悦，此国之庆。

正因权利社会里，法律服务处于枢纽地位，承担协调人民与人民、人民与政府的利益关系，使社会正常运转的使命，所以律师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。律师不但独立于政府，而且监视着政府，防范政府染指人民利益。中国人对此极为向往，爱屋及乌，也将对外国法律服务业的好感转移到中国律师身上。奈何此宝器移植到权力国家后，即黯然失色。皆因在权力国家，利益的归属不经裁判而径归权力所有人，法律服务业和律师的存在显得如此多余而可笑。

改革开放以来，国家致力于权力社会向权利社会的转变，其中最主要的举措，就是建设法治国家，以极大毅力强行推进司法制度和律师制度，制止权力狂舞。弹指三十年过去，司法程序初具规模，人们依程序办事的热情相应调动起来，法律服务获得了发展机遇。然而权力的阴影却挥之不去，时而发作，打乱程序运作。

这，就是当今中国法律服务的尴尬，已然不可或缺，却生存于权力的暗影中，间或被耻笑凌辱。即便如此，中国人对律师的热望竟不消减，在几乎所有的职业声望排行榜中，律师均稳居前五名。追究其背后原因，是人民的苦涩和期许，数千年来在权力面前毫无还手之力的民众，期待一种真正体制内的正义力量，来实现社会公平。人民不要罗宾汉，不要包青天，不要农民起义家。